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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文学作品主题的生发与传达

发布时间:2018-11-26  来源:  返回上页

 

 

晓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先后在《人民文学》《收获》《作家》《花城》《钟山》《天涯》《十月》《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刊发表小说五百万字。出版长篇小说《五里铺》《大学故事》《成长记》《苦笑记》《求爱记》5部,中篇小说集《重上娘山》《路边店》2部,短篇小说集《山里人山外人》《黑灯》《狗戏》《麦地上的女人》《中国爱情》《金米》《吊带衫》《麦芽糖》《我们的隐私》《暗恋者》《花被窝》《松毛床》12种。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由三个层面构成,一是语言层,二是现象层,三是意蕴层。这里所说的意蕴,指的是文学作品内在的深层含义,实际上就是文学作品的主题。

通过考察大量的文学作品,我们发现,文学作品的主题大致有三个生发点,或者说,文学作品的主题有三种存在状态。

第一种是作者确立的主题。这一主题是从写作者这个点上生成的,它存在于写作者的构思和传达之中。写作者确立主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通过对生活的积累、分析、研究、加工、改造而提炼出来的,这种主题来源于生活。另一种情况是作者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主题,然后带着这种主题去寻找能够说明或映证这个主题的生活,这种主题来自于思想。尽管文学理论教科书上反对写作者主题先行,提倡写作者从生活中发掘主题,但在写作实践中,这两种确立主题的方式实际上是并存的,并且在我看来没有对错之分、高下之分、优劣之分,两种方式都可能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来。不过,由于确立主题的出发点不同,作品的风格可能会有所区别。从生活到主题的写作者,写出来的作品往往更具有生活的实感。从主题到生活的写作者,写出来的作品常常更有理性色彩。比如小说、散文等文体的作品,写作者从生活中提炼主题的方式运用要多一些,这类作品的生活实感就多一些;而寓言、杂文和诗,写作者恐怕大都是先有了一种理念和思想,然后再将这个主题注射到生活或形象中去的,这类作品往往都充满了较强的理性色彩。

第二种是读者理解的主题。这一主题是从读者这个点上生成的。读者理解的主题既与作者和作品有关,更与读者自身的情况有关。由于读者的生活经验、知识积累和审美趣味不同,他们对同一个作者的同一部作品的理解往往会不一样。读者理解的主题当然也有和作者确立的主题一致的情况,并且这种一致的情况还很多。但在不少的时候,读者理解的主题往往与作者确立的主题存在着差异。更有意思的是,对于同一个作者的同一个作品,不同的读者经常会理解出迥然不同的主题来。这种情形的出现与不同读者各自不同的阅读需求很有关系,由于阅读方式各异,不同读者对同一部作品主题的理解当然就不一致了。如读曹雪芹的《红楼梦》,有的读者认为这是一个家族的悲剧,通过对四大家族由盛而衰这一过程的描写,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体现了作者有心补天却无力回天的遗恨;有的读者认为这是一个爱情悲剧,通过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之间的爱情纠葛,揭露了封建制度对真正爱情的摧残,表现了作者追求自由爱情的审美理想和此恨绵绵无绝期的伤悼情怀;有的读者则认为这是一个人生悲剧,作者通过对家族关系和爱情关系的描写,发出了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拷问,体现了一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人类情怀。

第三种是作品蕴藏的主题。这一主题是从作品这个点上生成的。作品一旦被写作者写出来成为一个固定的文本之后,它就成了一个脱离写作者而相对独立的客观存在。作品中蕴藏的主题,可能是写作者确定的,也可能是作者在写作时压根儿没有考虑到的。如美国作家海明威晚年的小说代表作《老人与海》,通过塑造桑提亚哥这样一个孤独、凄苦、背运而又倔强、顽强的老人形象,歌颂了在失败的背后所蕴藏的强者精神和人格力量,作家借主人公在搏战鲨鱼时的一句呐喊表达了写作者给这部小说确立的主题:“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但海明威没有想到,由于他笔下弱小的桑提亚哥与强大的海洋形成的强烈对比,让这部作品具有了写作者不曾想到的更大更深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外,作品蕴藏的主题,可能是读者在阅读时理解到了的,也可能是读者因为某种局限而尚未理解到的。不管写作者是否确立过,也不管阅读者是否理解到,这个主题都客观地存在于文本之中。比如有些古典作品,像《孔雀东南飞》,至今还有那么多读者在研究它的主题,并且不断地有关于主题的新的见解发表出来,这就说明这个文本中有许多主题一直潜藏着,写作者和从前的阅读者都不曾知道。

由于主题的生成点和存在状态不同,主题在文学作品中便拥有了巨大的魅力空间。无论是写作者还是阅读者,他们对主题都非常感兴趣,一方面把主题当做写作或阅读的突破口,另一方面都力求在主题的表现或解读上实现创新。

关于主题的认识,和人们关于其他事物的认识一样,都存在着一个发展的过程。从传统的观念看,无论是写作者还是阅读者,对主题的要求有三点是非常相似的,一是强调主题的教育性,也就是说写作者要在作品中突出教育意义,阅读者要从作品中发现它的教育价值。二是强调主题的明朗性,写作者要旗帜鲜明地将他的思想表现出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歌颂什么,批判什么,热爱什么,憎恨什么,都必须明朗化,不能含糊其词,不能模棱两可。有些写作者为了追求主题明朗,甚至经常在作品中挺身而出,直接对读者说话,生怕读者不明白他要表达什么。从阅读的角度来说,读者也习惯读那些主题比较明显的作品,有许多读者还经常试图从作品中找出能够概括这篇作品主题的话语。三是强调主题的集中性,写作者往往在一个作品中只表达一个主题,于是就围绕这个主题来选材,来构思,来传达,与这个主题无关的或者关系不大的细节都被当做枝蔓而无情地删去。阅读者也习惯于从某一个方面去把握作品的主题,如果作品稍微有点复杂的思想,阅读者就会指责这个作品主题不突出或者说主题不集中。

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随着思维认识的进步,随着阅读需要的改变,写作者和阅读者都对主题有了新的认识,进而都对文学作品的主题有了新的审美要求。概括起来,现代写作者和现代阅读者对文学作品的主题主要有以下三个要求。第一,要求主题具有审美性。与传统观念中强调主题的教育性不同,现代写作者和阅读者都更加强调主题的审美性。文学写作毫无疑问应该肩负起教育的功能,但这种教育不能只是空洞的说教,而应该通过具有审美意义的形象来完成它的教育任务。也就是说,写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主题必须渗透着作者的审美意识,能够让读者读出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的审美体验与审美感受。第二,要求主题具有模糊性。与传统写作观念和阅读观念中强调主题的明朗性不同,现代写作者和阅读者都追求主题表达的含蓄与朦胧。文学作品是通过艺术形象来传达写作者的审美意识的,这种传达方式的基本特点就是暗示。暗示往往是通过了隐喻和象征来实现的,由隐喻和象征创造的艺术形象,其内涵必然带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而且,主题的模糊性给阅读者创造了广阔的解读的空间,能够极大限度地满足各种读者的心理需求。第三,要求主题具有多义性。关于主题的多义性,保尔在《作品与文本的接受》中有过精辟的论述:“作品文本中存在着众多不同的、对立的、某种程度上相互排斥的意义,它们就其有效性而言都是站得住脚的。”与传统观念中强调文学作品主题的集中性不同,现代写作者和现代阅读者非常注重主题的多义性。主题的多义性有几层意思,从写作者的角度说,可以在同一篇作品中表达多个主题。因为现实生活是复杂的,生活的意义也是复杂的,所以写作者有理由有责任将生活中的意义尽可能全面地表现出来,使自己的写作全方位地反映社会生活,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写作者对生活的审美认识与评价,从而使作品显出多方面的审美意义。从阅读者的角度讲,一部作品的主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把握,因而就有了各种不同的释义。现代阐释学认为,文学文本能够脱离它在创作时期的特殊而具体的语境,具有作品自身独立的语境,所以,文本的主题并不局限写作者写作时的主观意图,它是向广大读者开放的,读者有权力摆脱写作者当初的语境,有自由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进而创造一个新的语境,从而解释文本中蕴含的各种隐喻意义或象征意义,得出新的主题。

在归纳总结了现代写作者和现代阅读者对主题的要求之后,我们将着重介绍几种表达主题的常见方式。

一是象征。象征是一种运用十分广泛的艺术手法,它有三个特点:其一,用某一事物代表、表示别的事物;其二,用以代表、表示别的事物的这一事物必须具有独特而完整的形象。其三,这一事物的象征意义大于这一事物的本身。象征手法对表达主题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效力,它既能使主题具有模糊性,产生多义性,又能增强主题的审美性。如曾卓的诗歌名作《悬崖边的树》,“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它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倔强/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诗人曾卓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备受折磨,但他始终没有被苦难击倒,一直玩强不屈地生活着。这首诗显然是诗人坎坷人生际遇的形象写照,表现了诗人惨遭厄运却不屈不挠的坚强信念。但是,诗人没有像写政治抒情诗那样直抒胸臆,而是塑造了一棵树的形象,用一棵悬崖边的树来象征人,显得形象可感而又含蓄隽永。那棵树虽然临近深谷的悬崖,孤独而危险,但它却不怕孤独,临畏不惧,依然保持着乐观向上的态度,它的身体虽然被狂风扭曲了,但它却仍然做出展翅飞翔的英勇姿态。诗人用象征的手法来表达主题,让读者一方面感受到了一棵独特的树的形象的美,一方面获得了超越树的许多人生感悟。这棵树的形象因为既有它的独特性又有它的普遍性,所以它象征的意义就远远地超越了一棵树本身,这样就使这首诗的主题拥有了宽广的阐释空间。另外,这首诗既有感性的描绘又有理性的延伸,所以既显示了形而下的意义也蕴藏了形而上的意义,主题于是显得深刻而又宽广。

二是反讽。反讽与讽刺有相似之处又有本质的区别。相似之处是,二者都以矛盾和荒谬的事物为描写对象,从而加以怀疑、揶揄和嘲笑。不同之处在于,反讽的运用者不像讽刺的运用者那样,站在二元对立的一方对另一方进行明确的假恶丑和真善美的判断,从而对真善美进行歌颂,对假恶丑进行鞭挞,而是超越相互对立的二元,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来审视、拷问这矛盾和荒谬的事物。因为善于反讽的写作者对写作的对象不作出明确的判断,所以这种作品的主题就显得模糊而令人玩味,从而具有了复杂性和多义性。这里举苏童的小说《神女峰》为例。这篇小说的人物很少,李咏和描月是一对恋人,李咏的朋友老崔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们都住在长江下游某个城市。故事发生在一条逆水而上的船上,李咏和描月是去三峡看神女峰,“描月是在一张长江游览图上知道它的,神女峰的形状确实像一个守江而望的女人。描月也不知道为什么独独是神女峰让她产生了无限的想象。”商人老崔坐船去武汉做生意。他们三个人包下了一个二等舱。情节说起来其实很简单,由于几句说笑,几个眼神,几回争吵,几番交谈,三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李咏和描月本来是恋人关系,可后来描月背叛了这种关系;李咏和老崔本来是朋友关系,后来老崔却背叛了这种关系。描月和老崔之间本来没有关系,后来因为各自的背叛便产生了一种新的关系。苏童在作品中着力写了许多荒谬和矛盾,比如李咏对老崔是非常尊重的,拿拖鞋这个细节就很说明问题,他先给老崔拿了拖鞋,其次才给女友描月拿,结果老崔偷偷地将他的女友勾引到了手;老崔头天晚上还对描月说李咏是他兄弟,“李咏是个大好人,老崔说,他是我兄弟,你知道的,他很信赖我。”可他第二天就把兄弟的女友带着私奔了。再看描月,不久前的一个晚上还和李咏在街心花园热烈而浪漫地拥抱接吻,可遇上老崔没两天就移情别恋跟他中途下了船。除了描写人物与人物之间的荒谬之外,整个作品在构思上也暗示了一种矛盾与荒谬。作品题为“神女峰”,神女峰应该是一种忠诚的象征,但在这篇题为“神女峰”的作品中,作者描述的却是背叛的故事。这是一种典型的反讽手法。那么,这篇作品的主题是什么呢?正如前面所说,反讽者没有对这些背叛作出正面的评价,作者似乎在冷眼旁观,然后不动声色地为我们描述了这个荒谬而矛盾的故事。当然,这个作品毫无疑问是有主题的,只是作者不愿意给它确立一个明确的主题,好像是要有意留给读者去思考。不过,作者的倾向性还是明显的,这种倾向性在小说结尾有所流露:“我们记得后来的旅程中李咏一直郁郁寡欢,只是在轮船经过著名的神女峰时,李咏突然露出一种难得而古怪的微笑,他盯着神女峰凝望了好久,最后说,操,这就是神女峰?”这个结尾显然是颇有深意的,似乎更具有反讽的意味,读者读到这里肯定无法释怀,不得不掩卷而陷入久久沉思。

三是消解。传统哲学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建立在诸如善与恶、肯定与否定、本质与意外这一类二元对立的基本模式之上的。这种基本的把握事物的模式已经深入人心,并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甚至形成了一系列固定的等级秩序。所谓消解,就是解构二元对立,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将某些等级秩序颠倒过来。写作者用这种颠覆的思维来进行写作,就有可能对事物进行新的审视,作出新的评价,从而表达出新的主题。这里以韩东的经典诗歌《大雁塔》为例。诗中写到:“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也有的还来第二次/或者更多/那些不得意的人们/那些发福的人们/统统爬上去/做一次英雄/然后下来/走进下面的大街/转眼不见了/也有有种的往下跳/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那就真的成了英雄/当代英雄/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大雁塔是位于古城西安的一处风景,这个建筑做为一处历史遗迹,无疑有它的价值与意义,至少它是某种文化的象征,某种精神的象征。大雁塔的象征意义,早已经成为一种等级秩序在人们心目中固定下来了,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去攀登大雁塔,去欣赏大雁塔,或者说去朝拜大雁塔。但是韩东这首诗却把大雁塔在人们心目中的那种固定的等级秩序破坏了,颠覆了,从而消解了大雁塔长期具有的象征意义。我们读完这首诗,再也不觉得大雁塔如何伟大和怎么崇高了,再也不觉得那些登大雁塔的人是英雄是好汉了。然而,诗人将大雁塔拥有的那些传统的意义消解之后,又给我们确立了什么新的意义呢?反复阅读这首诗,我们好像看不出什么明朗的确定的意义来。但是,在这首诗歌中,那种无法言说的意味倒是非常丰富的,它让读者产生无穷无尽的思考。这样说来,我们就可以认为《大雁塔》是一首主题模糊而多义的作品了。

(转自《新东西》)